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几点认识
文章来源： 作者： 时间：2011-06-27 23:10:25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几点认识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湖南省委主委 龚建明
（2011年6月）
历史走过了六十余年，六十多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综合国力空前提高。在世界政坛上，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骄人的成绩最终求证了一个事实，即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十分正确的，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十分正确的。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包括农工民主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现实需要。
一、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选择和人民智慧的结晶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要认识今日中国，就必须了解昔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中国人民无法享有民主权利。为了改变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抗争。
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全盘照搬西方议会政治，允许人们结社结党。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多达300多个，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政党林立”的时代。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便被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摘取。随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法西斯一党专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问题。当时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各民主党派根据人民的要求，主张与国民党及其它民主党派共同组成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改革。但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派一党专政、党同伐异的法西斯统治下，所谓第三种势力主张的多党议会制也宣告失败，并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力量赶出中国大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各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有着反帝、爱国、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在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中的领导核心地位。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参加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没有经过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便进入社会主义。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极力主张在我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是一党制。这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转折。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大国，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经济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政治经济体制也不完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还长期存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思想对我国也有较大的影响。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这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党作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领导人们向共同的目标前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追求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民主，实行两党制、“三权分立”，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同志同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说：“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民涣散的局面”。
实践证明，在中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好中国
鉴往今来，我们可以用四个阶段论，以及权利代表论，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领导好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的29年里，表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这29年中，中国共产党历经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各个历史阶段，她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取得了胜利。
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社会统一的诉求。土地革命战争，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代表了当时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和社会要求。抗日战争，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驱除日寇出中国” 的口号，代表了民族的意志和利益，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目标和进行土地改革的社会目标，代表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和社会要求，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最终夺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功的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
——在建国后的头29年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非凡的整合力和领导力。通过整合各方力量，共产党领导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使我国拥有了重要的工业基础设施，以及飞机、卫星、原子弹和远洋船舶等尖端科学和工业制造。
在这29年中，中国共产党历经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业化的努力，以及艰难曲折的探索，最终纠正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 的口号，并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代表了全国人民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和社会要求，从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成功。
在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党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神圣使命，代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追求，代表了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和社会要求，从而初步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
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和磨难，党最终以自身的认识和力量，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从指导思想上纠正自身的错误，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口号，将中国引上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在改革开放后的31年里，中国共产党再度表现出非凡的发展力和创造力。其以国家发展，人民幸福和富足为己任，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三个发展阶段”的口号，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未来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党以“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为指导，推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效，使中国开始崛起为世界经济巨人、政治强国。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在31年前，它甚至进不了前10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近40万亿人民币。这一阶段的年增长率达到惊人的9.8%。中国的经济规模过去只是美国的6.4%，如今将近美国的三分之一。
如此惊人的增长赋予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富裕。贫困人口大幅降低，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909万人。
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可效仿的、成为全球强国的另一种途径。
1989年，当苏联体制即将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那些没有采用美国体制的国家将落在后面。
中国的经验显然驳斥了这一断言。因为在中国经济取得空前发展时，中国共产党一直能够牢牢控制国家。中国国内存在着强大的声音，坚称中国不应当试图模仿西方，而应找到自己的路。
人民网一项调查发现，最常用来描述“中国模式”的词语是：改革、开放、发展、渐进、试验和稳定。参加调查的人还说，“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对其他国家打开发展之门来说，所有这些中国模式的关键因素都可能证明是有效的。
或许实践已经和必将证明，“中国模式”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途径——而且有可能在于提供了一种迂回的前进路线，从而绕过当前源自西方的经济问题。
——面向世界，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在21世纪中叶，使我国成为中等发达强国”的战略目标，代表了中国社会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和要求。邓小平提出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四千美元。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节奏的加快，这一战略目标将加快变成现实。
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按照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神，以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为自己的执政之本，必定会领导我们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三、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存在与发展
世界各国在实施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形成一定的政党政治模式。国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在世界各国，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幸福的政党制度就是符合国情的政党制度。衡量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标准，最根本的是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历史的启示。实践证明，中国的政党制度正是这样一种政党制度。?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政党制，但很快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和实行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创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一种符合全中国人民利益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政党制度。?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结构模式，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对经济基础的性质与政党的经济功能和实力起关键作用，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有主有从的政党和政治格局。从分配制度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各民主党派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促进了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发展。建立在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在广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同时，确保对国家的统一领导，快速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靠着这一点，才使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克服种种困难和风险，在较短的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全面进步。?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相适应。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深深融入其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意识等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寻求平衡、协调和稳定，反对分裂和冲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反映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体现的是统一战线的本质大团结、大联合。在多党合作中，中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民主党派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真诚合作，相互补充，是“和”而不同。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强调统一地、整体地认识自然和社会，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强调三者的联系和统一，体现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安定团结。?
四、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可以借鉴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抄照搬
多样性是宇宙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在丰富多彩的世界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而且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发展模式。世界范围内，从政党制度的类型与模式上，可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以及“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等等。世界政党制度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特征，是在不同历史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先后通过《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等宪法性法律文件，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基础。根据英国的宪法，英国女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也是英国国教的世俗领袖。英国的内阁制度，乃至整个英国政治体制，如果脱离了君主，是无法运行的。
1620年9月，102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船驶向北美，并于同年11月11日，订立了“五月花号公约”，内容广泛涉及殖民地政治安排、宗教信仰等事宜。虽然美国当时受英国的政治影响很大，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照搬英国模式。而是在多民族、多文化性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明显有别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不同于法国的内阁制。
第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实行的是在君主立宪的形式下，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天皇独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天皇总揽一切大权，凌驾于其它任何国家机关之上，而且直接统率武装力量。战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1946年，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代表美国向日本提出制宪三原则，但“天皇”最终还是被保留下来。
总之，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与这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模式”，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正如英国有英王，美国无美王，日本仍有天皇。因此说，世界各国的国家管理模式和政治制度并不一样，更不可能千篇一律。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深刻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纷繁多变的时代风云中，我们必须敞开胸怀，积极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团结一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好、发展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