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农工党也走过了91载风雨历程。农工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中这样写到：“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充分证明，农工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回顾农工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相互扶持、相互砥砺、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浴血奋斗史。

农工党的创始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理想信念一致，是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础。志同则道合，邓演达的哲学思想，是坚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因此，其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基本一致。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鲜明地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提出了平民革命、平民政权的主张，明确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革命思想的精华，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这种政治主张的一致，使得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能够成为朋友，在很多重大事件面前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呼应。由于对农民问题的同样重视，邓演达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7年初，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下特设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等为委员，讨论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地位及具体运动方案。同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邓演达、毛泽东联名提出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两人关于农民问题的一致见解，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邓演达还借鉴毛泽东在湖南成立省农民协会的经验，召开了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并和毛泽东一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同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邓演达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毛泽东对邓演达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极为赞赏，向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民运动发展的建议。在邓演达、毛泽东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迅速蓬勃发展。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以中央农民部部长身份和毛泽东、陈克文一起担任常务委员，并由毛泽东来主持讲习所教务工作。几年的合作共事，邓演达和毛泽东经常促膝长谈，交流思想，以致产生了英雄之间的相互赏识。邓演达殉难后，毛泽东非常痛惜。他在批注《新唐书》《徐有功传》时评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一个“伟”字，可见老朋友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从一些农工党创建者的身份就可见一斑。事实上，早期参与农工党筹建工作的同志，很多还是具有共产党人身份，如谭平山，1920年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历任中共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朱蕴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章伯钧，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1925年加入中共的陈启修，还是《资本论》的第一位中文翻译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像郑太朴、罗任一、李世璋等社会活动家、北伐名将，也都曾加入中共，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救国救民的初心未改，仍在苦苦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殚精竭虑，奋斗不息。

周恩来为农工党确定党名的历史掌故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是肝胆相照的挚友关系。农工党的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历史上农工党曾几度改组、易名,经历了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四个时期,从组织的初创、平民革命理论的确定、抗日联共的政治取向到战后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体现了农工党顺应时势变化以求发展的历程。农工党名称的最后确定，与周恩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47年2月，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等10多个名称，大家激烈讨论，反复斟酌，难以确定，最后请教周恩来。周恩来说：“依我个人见解，对工农民主党这个名称，稍作改动更名为农工民主党较为妥当，因为邓演达先生很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还在北伐前，他就是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建党之初就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治’的主张，在他的很多论文中，也多次这样提出过。‘建立农工平民政权’是邓演达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你们党的光辉的历史传统，以‘农工民主党’为你们新的党名，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大家认为周恩来的这番话很有道理，于是把党名正式确定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农工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想在一道，干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全面暴露，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国民党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农工党率先响应，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1936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农工党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密切配合。1937年，农工党中央执委彭泽湘受中共邀请到延安与毛泽东共商国是，商谈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农工党在全国各地组织工人、农民、爱国军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农工党负责人黄琪翔担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领导了淞沪抗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美梦。此外，农工党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投入到抗日战争第一线，在冀南豫北、安徽和广东开展抗日斗争，牺牲80多人，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抗日事迹。如农工党人王守先，在平津沦陷后，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作，在河北涿县组织抗日游击队，骚扰敌寇，不幸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被日寇拔去10个指甲，后被狼狗活活咬死，壮烈殉国。再如农工党员张牧野，目睹日寇兽行，在天津与日寇召开巷战，虽身受重伤，仍奋不顾身，挥舞战刀英勇杀敌。抗战胜利后，农工党在全国各地已拥有上万人的武装，面对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和前途的抉择，农工党坚定地与共产党一道，投入到波澜壮阔的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全国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农工力量。

水流千转归大海，农工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农工党对这一口号热烈拥护，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联合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6日，农工党又单独发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此，经过近20年的艰苦摸索，农工党终于找到了前进道路上的主心骨和领航人，从而走上了一条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正确道路。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的光辉历程，百年来，风雨如晦，岁月峥嵘，从弱小走向强大，从稚嫩走向成熟。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全面小康。农工党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发挥优势，着眼大局，为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彰显了其作为参政党的价值和意义。

风正一帆悬，潮平两岸阔。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建言献策，服务社会助力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沿着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路接力探索、并肩奋斗，必将再次写下无愧于历史的崭新篇章。